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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招行还在年报中提及，将围绕住房租赁、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权益性投资等未来行业趋势方向进行资产组织和投放。“以租赁现金流为核心，优选住房租赁领域业务，重点支持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中地段成熟、经营良好、现金流稳定、变现能力强的集中式项目。”

事实上，在市场寒冬和库存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已有观致、宝沃、上汽大众、奔驰等多家企业在2018年爆发了经销商与主机厂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既有销量不振的车企，也包含了销量唱高歌的车企。数日之前，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曾在其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一篇题为“上汽大众为争销冠逼迫经销商压库 各地上汽大众4S店陷入泥潭”的文章，直指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商务政策扭曲，存在压库、以产定销、商务政策不透明、高管队伍缺乏监督等四点问题。根据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数据，江苏多地上汽大众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高达3-4，远高于警戒指标1.5，在商务政策、库存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上汽大众在2018年1~11月销量累计下滑7%，下半年平均月销量下降17%。乘用车领域之外，产销量同比增长的商用车也不太平。

“第一，继续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阎庆民称。2017年以来到今年一季度，IPO和再融资2.03万亿元，新三板挂牌企业融资1533亿元，交易所债券发行金额4.49万亿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金额2.46万亿，2017年全国新增的私募股权基金规模2.4万亿，在投项目5.1万个，直接融资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虽然现在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但是起码告诉我们一条，由于存在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所以货币和监管当局应对银行危机是有经验和丰富的工具箱的。为了避免银行出现道德风险，也为了防控系统性风险，危机以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组织还推进了一些创新，比如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和特殊监管要求。比如，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客观上增加了大金融机构的成本，以解决“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问题。但是，危机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自2014年以后至2018年，我们发现全球一共发生了57场危机，其共同表现形式是一国的汇率一年以内贬值20%以上，并由此在多个金融市场上形成共振。因此，货币救助可以缓解或解决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不稳定问题，但是，货币自身的问题——币值的稳定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银行必须持续面对的不稳定性命题。

（三）经济增长与金融开放的关系我想把经济和金融联系起来，因为金融不仅仅是钱，它是一种要素配置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实物资本往往跟一定形态的金融资本是相配合的，也就是实体结构决定了金融结构。1、近代开放对传统金融形式的解构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西方商品和生产方式开始进入国门。1847年，英国银行也进入了中国。当时，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当时的手工业也是非标准化的，就是说中国每位工匠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现代工业是标准化的。非标与标准的产业组织形式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即大产业需要大资本，小农需要微型金融和零星的贸易融资。当时的中国大致存在两种金融经营组织形式，一种叫票号，一种叫钱庄。钱庄是吸收老百姓余钱来放贷，基本就是现在所说的小额贷款。票号则基于贸易融资，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跨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随身携带现金不安全、高成本，所以就搞出了一种金融创新，使得两个地方见票即付，这就是票号。但是这两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组织形态，都不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会出现了外资银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的金融需求和服务的出现，一定会使传统金融行业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相匹配的行业全线崩溃或者全军覆没。大家可以到山西平遥去凭吊中国传统金融旧址，那里曾经有过那多的票号，后来为什么会消失呢？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了“自强”运动，现代产业形式兴起，配套以现代金融需求。于是，1897年中国人仿照现代银行业，建立了第一家中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此后又有了官办的金融机构，戊戌变法以后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与各地新兴的民营银行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前身。

房企公司债项目频频“中止”，也在市场上引起一阵风波。张大伟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前述企业公司债融资规模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延续对房企融资监管趋严的态势。张化东也认为，这也说明监管层和市场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理解更加趋于一致，房企各类融资路径都受到相对严格的限制，以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基本原则。